唐代起源之谜：揭秘茶膏的历史演变与唐宋时期的发展

许多人对茶膏的了解，大概是从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开始。这宫廷秘制的茶膏到如今仍令人神往，但这膏的成形到定名却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经历了不少的朝代更迭。如今市面上茶膏品牌也不少，耳熟能详的却不多，蒙顿茶膏、贡润祥、陈李济、芳欣圆等品牌算得上是比较常见的了。

普洱茶膏这个正式的称谓，从官方文献来看，首次出现于药学家赵学敏(公元1719——1805年)所著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一书中。该书成书于乾隆三十三年(公元1765年)，“普洱茶膏”被收录其中。

正如各位所了解的一样，普洱茶膏以云南乔木大叶种茶叶为原料，经后续加工与发酵后，采用特殊的方式使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，对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，从而还原成为更高一级的固态速溶茶。速溶茶，听起来虽然像速溶咖啡那样耳熟能详，却没能像速溶咖啡那样普及。也许你听过茶饼，却很少听到茶膏；买散茶，却很少买茶膏。大概是因为它不是茶叶发展的主流，很容易被人忽视和遗忘。

站在历史的高度，回望普洱茶膏的历史，虽说这个正式的称谓在清朝时期成形，却是在时间的洪流之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从“茶兴于唐”到宋朝，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制作手段，都为普洱茶膏的制作和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虽说唐宋时期的茶膏产品并没有延续下来，但却为普洱茶膏的生产提供了借鉴的经验。也因此，到了清朝时期，这个独特的茶产品，成形并有了另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——普洱茶膏，开启了属于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篇章。

所以，我们有理由推断：普洱茶膏的形成与唐宋时期茶膏的制作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或者说唐宋茶膏的制作技艺为普洱茶膏的制作与生产奠定了基础。

唐代：茶膏的雏形期

还是那句话，“茶兴于唐”，唐朝时期的茶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至于为什么说它繁荣，我们从陆羽作《茶经》、茶马贸易、建立茶政收税、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不难看出。

说到陆羽，便与茶膏的出现分不开了。或许世人皆知陆羽作了《茶经》，却忽视了他其实还是茶膏的发现者，也可以说他的发现为茶膏的成形提供了可能性。为什么说陆羽是茶膏的发现者呢？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“膏”记录在《茶经》中的人。

研究陆羽的《茶经》及唐代的制茶工艺，可以初步判定：茶膏的出现与唐代的饼茶制作工艺相关。当时的制茶工艺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，那时的制茶工艺主要以蒸青饼茶为主。而陆羽 也在《茶经》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做了概括，即“采之、蒸之、捣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”。这里的“蒸、捣、拍”三个工序，便是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的重要原因，而后在空气氧化作用下，这部分溢出的茶汁产生了膏化现象。

因此，在陆羽的《茶经》之中，经常出现“畏流其膏”、“出膏者光”、“含膏者皱”等文字。并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有“含膏者皱”的外形，而“皱”，正是含膏的表现，外形褶皱，意味着茶汁流失少、茶味浓。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在《茶经》之中，陆羽最为推崇的好茶便是“胡靴”，“胡靴”外形如胡人的靴子，有着细腻的褶皱，是“含膏者皱”的典型代表。

虽然陆羽是茶叶“膏化”现象的发现者，但这种茶汁从茶叶中溢出的“膏化”现象，并没有实现茶汁与茶叶的纤维物质的分离，这种“膏”浮于茶饼表面，与真正意义上的“茶膏”还存在一定的距离。即使是后来在民贡中出现的“茶膏”，也没有脱离茶叶单独成膏，都只属于含膏的表现。唐代《国史补》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，其中“岳州邕湖含膏”就在其中。

陆羽发现了茶叶的膏化现象，在他去世一百多年之后，“茶膏”一词正式出现。吴任臣在《十国春秋》中记载，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(公元937年)，就有贡品茶膏进献，即“贡建州茶膏，制以异味，胶以金缕，名曰耐重儿，凡八枚”。在这段文字中，“茶膏”二字正式出现；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，则显示其贵重；数量只有八枚，则凸显了茶膏的珍贵。

宋代：茶膏的形成期

茶兴于唐却盛于宋，到了宋朝，饮茶风俗已经相当普遍，朝野“茶会”、“茶宴”、“斗茶”之风盛行。更何况，宋朝的帝王们爱茶成痴，这无疑为宋朝茶叶的兴盛助了大力。或许正是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痴迷，自然而然的推动了宋代制茶业的发展，从茶叶的采摘、焙制、造形、包装、递运、进贡等诸方面，与唐代相比，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。

尤其重要的便是，宋朝时期的制茶者们十分注重茶叶的膏化现象，并认为茶叶中出现的“膏”，是茶中的珍品。于是，制茶匠人们采用榨取的工艺，实现了茶膏与茶叶的分离，并成为一种独立的茶品。而这种榨取的工艺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：“茶既熟谓茶黄，须淋洗数过。方入小榨，以去其水，又入大榨出其膏。”这段记载于《北苑别录》的话大概意思便是：蒸熟的茶叶称为茶黄，茶黄经过数次淋水令其冷却，然后放到小榨床上榨去水分，再放入大榨床使之榨出油膏。

这种通过榨床之法榨出的茶膏用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；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，用茶膏在饼茶表面涂层，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。所谓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，举一个例子，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(公元907——960年)，他在撰写《茗荈录》时,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：一种是“玉蝉膏”，另一种是“缕金耐重儿”。从这两款茶膏的名称，不难看出茶膏在当时已经以独立的产品存在。其二在茶饼表面涂抹茶膏。宋朝的蔡襄(公元1012——1067年 宋仁宗的贡茶使)在他著述的《茶录》中对此有专门的记录：“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，故有青黄紫黑之异”。这里提到的“珍膏”就是茶膏。

若说宋朝的茶业，还得说一说宋朝饮茶成痴的各位君主们。其中以宋朝的第八位皇帝最为典型，他便是宋徽宗赵佶(公元1082——1135年)。这位对茶痴迷的皇帝甚至写了一本名为《大观茶论》的著作。并在该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好坏时指出：“茶之范度不同，如人之有面首也。膏稀者，其肤蹙以文；膏稠者，其理敛以实”。大概意思便是说：从茶的表面看茶，就好像从面相看一个人。膏稀的茶饼，表面皱纹多；膏稠的茶饼，表面纹理不明显，光亮凝聚，质地坚实。显然，在宋徽宗看来，膏稠便是好茶的代表。

令人唏嘘的是，这种制茶技艺在明朝时期夭折，不见了踪影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，全部改为“散形茶”。至此，同“龙图凤饼”一样，茶膏就此销声匿迹。

那么，在此后的朝代里，茶膏是否就真的再也没有出现了呢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到了清朝，茶膏有了一个更为确切的名字——普洱茶膏，并开启了宫廷秘制普洱茶膏的新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