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然之茶（自然之选 生态茗茶）

自 然 之 茶

【一】

阿里山太和村，有两位执着于野放茶的年轻人——简嘉文和叶人寿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们坐着的地方，海拔1450米。这是一间利用捡来的废木物料搭建的简朴茶室，悬于空中，经由一截木梯、一座竹桥接入，门口环抱两棵甜柿树，主人嘉文端坐在炭火前，静静地等水烧开，为大家泡茶。在他背后，有意的珍藏物什被恰好地安顿在废木的每一块空间。中有一幅字：无想。侧目向窗外，正是秀丽的阿里山风光。难以想象，我们坐在这里，喝着嘉文全手工制作的野放茶，却要从五年前那个“末日”说起。太和社区几位负责的长辈也陆续加入，其实在座都有亲属罹难或房屋毁损，自是不忍再提过去的惊悸，但他们与嘉文、与人寿能有缘结识，并共谋社区服务，又都是始自那场灾难。

2009年8月8日午夜至9日凌晨，受“莫拉克”台风侵袭，接连三整天的雨水冲刷，好比一整年的雨量下在南部阿里山山脉，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和土崩……令人遗憾的是，事先也并没有得到预警信息。那一整晚，这里的人都在打电话求救，嘉文的父母住在一楼，窗户破裂，泥浆灌进屋内，连同一棵折断的山橄榄树，也因为这树而挡住了土石钢材，父母有惊无险。嘉文称这棵山橄榄为“救命树”。叶人寿的家则被三层楼高的土石流掩埋，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12户邻居。当时天光微亮，他照顾村里七十几岁的老人们一起拼了命般跑向安全的地方……

巨大的灾难给太和村蒙上了长时间的阴影。

灾后重建也并不顺利，关于永久安置屋，在经过长达一两年的反复论证后，专家认定，村民们选址只要还在山上，就没有安全性可言。因此必须将村民统一迁往山下安置。但嘉文全家，最终决定放弃山下永久屋，而选择修护目前的房屋和祖父盖的木屋，一切如常地生活，他说：“我喜欢这里，我不想要放弃这里……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自然界给我们留了一条生路。”

“幸好有这棵树……这是救命树。”嘉文触摸着山橄榄树的年轮（三十多年），他把它最终凿刻成一张工整的工作台面，而在将近五年时间里，他做的野放茶，也都依靠它来完成手工揉捻——当我们看到这张台面的时候，也非常吃惊于嘉文的想象力，揉捻的纹路质感很好，这是世上找不到第二件的揉捻机。

嘉文口口声声说的野放茶，就是任其自由生长，不用农药，不施肥料，包括人工肥，甚至不特别照管。“这跟有机种植是完全不同的。有机种植虽然比较友善，但对土地来说，并不是那么友善。”嘉文有意将两者作区分，并道出这其实是在十多年前他读大学时就有过的想法，如果他务农，要做什么样的农民。“但家人肯定是不会接受的。都按惯行农法，大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八八风灾却是一个推手，从那以后，好像有了一种革命性的感觉。必须做一些改变，必须要有人马上去做。以前，我们在山里做茶，所有的作物都是自然的，政府后来推广高密植度，化肥也使用了五十多年，土地就有负担了，病化，原本丰富的

矿物质也慢慢减少，都得靠人工去补充，但人工补充之后做出来的茶，就没有自然天然的质感。”

对人寿来说，他决定做自然农耕，也是因为风灾过后，整座山位移200米，他的一片茶园也滑出位置，半年后他才找到并辨认，当时非常意外，因为长得比原本施肥时更好。他想，是不是把茶树放在原野里，会长得更好？

【二】

嘉文与人寿都是在太和村土生土长。人寿出生于1973年，嘉文出生于1978年，风灾之前他们并不认识。太和村的居民共约三百多户，一千多人，因为住得分散，又分为两个社区：太和社区和仁和社区。在高山茶兴起的这三十年里，太和社区村民基本以种茶为主业，仁和则以高山菜为主业。更早期都是种竹、杉木、红棕和水果。

在初次介绍身份时，我注意到嘉文以特别确定的语气说：“我是茶农。”关于农民身份，嘉文是从小就接受的，但父母却不以为然。“他们觉得务农好像差人一截。我反而觉得务农才是真正的自己的生活。”台南念完大学后，服完兵役，回到家里时龄二十六七，嘉文开始认真种茶。

那时是做有机种植，因为父母不可能接受嘉文做自然农耕。风灾过后，嘉文开始替阿姨家走山（山体位移）的茶园作管理，也是他试验的开始。他花了一个月时间修剪茶树的底层，使接近土壤的层面通风，但到第二年春季，很多小绿叶蝉将茶叶吸食到无法生长，父母直叹气：“这样不行，没施肥怎么可能有产量。茶叶长不大，这还是春茶。收成少啊，八八风灾已经影响成这样，还怎么生活。”父母想要收回茶园。嘉文跟父母硬扛，觉得这次风灾可能也是一次转机，“以前好的想法，这次一定要坚持去做，不管家人怎样反对，直接去施行。”而嘉文坚持自然农耕茶的做法，也在太和传扬开，这也使得他遇到几个投契的年青人，诚如其言：“我们尽管不是风灾的直接受害者，但是随着他们重建的过程，事实上我们也跟着‘重建’了。这个重建不是物质层次上的重建，而是生命观与价值观的重建。”

记得有一个画面，是父子二人在茶山上的对话。因为嘉文疏于管理（实为放养），父亲说：“到底要施一些有机肥，它才会漂亮。”嘉文说：“千万不可以，一施肥下去，这种东西就不一样了。现在就是让它的根长下去，越长越深。”嘉文蹲下去，刨了一捧土放在手中，闻了闻，说：“你看，整个是团粒结构，看着很爽。肥料施下去的话，长得快，根却浮起来。现在闻这土，它带一种凉凉芬芳的味道，如果施肥就不一样了。”父母开始以一种“你既然要做自然农耕，你就自己想办法”的态度，放任嘉文。

人寿就常常来与嘉文切磋，关于土壤环境，关于虫害，关于微环境的一切新发现。他们探索得津津有味。例如蓟马咬过，茶叶会产生甜味；茶脚盲椿蟓吃过，茶叶会产生香气。他们还画出草图，讲述发生在茶园里的大虫如何吃小虫的完整生态链。

跟嘉文的经历不太相同，十多年前，因为不堪忍受做茶的辛劳，人寿离家到台北卖槟榔。然而也遇到挫折，坚持几年后还是回到太和种茶。“人常会碰到困难，遇到困难就逃避。”经历风灾之后的人寿变得泰然，他时常安慰家人，也常来开导嘉文。他帮嘉文一起打理嘉文祖父盖的木屋，嘉文想以后搬到这里住。本来屋前是一片水田，种稻，后来都改种茶了。

“在阿里山，只要看到稍高一点的地方，都是做茶。但是茶，就是要长在草和树之间，一眼看过去都是茶园，整整齐齐的，那样的生态不是有问题的吗？”关于茶，关于土地的思考始终萦绕着两位，他们想，如果再多一些像他们这样的人就好了。而涉及长久的坚持，他们也充满痛心和无奈：“整座山都种茶，自然会破坏水土保育，但就要因此怪罪农民吗？他们祖辈生活在此，靠山吃饭。为什么不想一想，假设消费端能改变，我只要喝自然的茶，农民们当然不会去施肥、砍伐等。消费端要有这个认知。”无论如何，从土地的利用者变身为土地的守护者，这样的角色定位，的确是一次危机变生机的塑造。“现在整个这样冲刷过以后，反而我可以做自然的东西了。原本这里都是茶园，整整齐齐，现在冲成这样，我就可以重新种植。可以种一些树。”嘉文和人寿漫步在这片山林中的茶园，教我们认着那些数量稀少的树种。

【三】

嘉文的茶室旁，生长着二十棵五米高的山茶树，有二十年树龄，父母当年种下，如今每次采收都要搭高高的架子。制完茶，能得2台斤。做手工茶，嘉文拿捏得自由而随性。

“这批茶采下来，先嚼着看看，觉得适合做怎样的茶，就去做，不见得说一定要这样的做法，香味一定要到怎样的程度，想玩什么玩什么。”问嘉文满意的茶是什么样，他答，只是说，对茶有没有情感。“制茶后，喝到自己的茶，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，有一种情感在，喝就会很有感觉。但如果我不知道来源、制作者，会少了一种情感。”

那一日的午饭与社区的村民们共餐，都是家常野菜，饭后饮茶，大家放松言笑间，也让人感受到传统人情味在新一代农民身上得以回归。因为八八风灾，原本散乱的村子更像一个整体。社区还联合驻村艺术家一起帮助村民做“太和好茶”的行销计划，乃至茶室和文化空间的设立，每个人都热心投入讨论。“盖房子就是全村人的事情，我们都会帮忙。比如嘉文做茶空间，好像是一个带领，就很期待每个家里面都整理出一个角落，都有自己的茶空间。”我们也跟随着社区村民的憧憬，想象下一次来的时候，每家每户都拥有别具一格的茶室。

关于太和年轻人的故事，是来自冶堂主人何健老师的推荐。他说，台湾农业有一个背景，就是深受日本农业管理的影响，一度肥料下得很重，所有的养分都往果实走，而不是往根部，土壤发生质变，这也影响了整个台湾生态。而今能看到嘉文和人寿这样坚持做野放茶的年轻人，以茶作为介质来思考人跟自然的关系，他赞赏道，“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生命的态度”。

那天何健结合自己的经历，说起当年把银行工作辞去，专注在茶的兴趣，1985年创立茶文化工作室“冶堂”，从事茶叶、茶器和茶文化的研究，到2002年正式向外开放，他说这是在经过很长的生活实验和实践以后，才体悟到的这种对应关系。“茶比较容易帮助你去掉外面虚饰的东西，跟自然作连接。茶就是一个引子。从饮到食，到生活，到你的身、心，怎么让你在一个动的环境里先静下来，看清动的状态，在动的状态下找到静的部分，那就是本质的真切的东西。这个也看到了之后，是顺势也好乃至于造势，整个跟着动起来，虚跟实、动跟静就这样一直转换。而你的要求就先是静。”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就联想到嘉文和人寿的经历。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遭遇到一些变故，要做到坦然接受，在怀抱之中作出改变，真不是能轻松到位的。这需要磨砺和修养。

摘自《茶之路》